村改居实施意见

　　五、“村改居”社会保障工作配套措施不完善。

　　如果说“村改居”对农民能有吸引力的话，最大的诱惑应该在于他们转变成居民身份后，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有的社会保障。事实上，对已完成“村改居”的社区来说，这个方面的工作远远不足。在“村改居”之前，我市农村推行的是由民政局牵头，各区、街具体实施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在执行当中政策多变，比如原来按投保条款的约定，符合条件的村民每月每投20元的保险费，60岁后就可领到90多元的养老金，可随着利率的调整，保险条款又几次调整，后来变成了交20元只能领40几元的养老金，收益越来越低，使许多农民怨声载道，对参加这个保险不感兴趣，希望能通过这次“村改居”在养老问题上真正有个依靠和保障。然而，“村改居”工作在社会保障上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变，直到今年9月，我市出台了厦府〔2004〕198号文《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可在实际执行当中却还矛盾重重：一是第一第二档的距离拉的太大，如果按第一档一次性缴费19008元，则到时只能领到205元每月，达不到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且不能随利率上升而增加，如果按第二档一次性缴费37660元，则相当多的人员无力承担这笔费用;二是早期征地农民的补偿款标准极低(最低的甚至不到现在补偿标准的1/40)，且仅有的一点钱已投入其它用途，现在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巨额的一次性缴费;三是地少人多，补偿款有限，而缴费标准又偏高，对许多收入偏低的已征地农民来说难以承担，而新征地人员则认为缴交额占据了大部分的补偿款，难以接受;四是未征地人员或未达到规定年龄的失地人员无法参加保险，只有等到征地或年龄到了的时候才能参加，有些居民认为不公平，同样是一个“村改居”居民，他们的社保为什么不能同步进行。

　　六、改制后政府应承担的职责依然落在社区身上。

　　按照城市管理办法，“村改居”后市政基础设施，如道路、路灯、环境、卫生、绿化、水电等应纳入市政管理统一范畴，经费应由政府参与解决，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改制的社区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管理经费支出几乎还是由社区自行承担。社区必须按原来的要求强制成立巡逻队来保障综治工作，经费每年需要数万元支出，有些大的社区这块费用甚至达到四十万;社区内的道路建设和自来水基础网管建设等，有的地方改制后依然投入十几万甚至数百万的费用;辖区内的卫生管理，以蔡塘社区为例，每年投入达八十万元;很多新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由村财进行补贴，有些岛外的社区，甚至工作人员的全部工资福利都由村财自己承担。如果说政府因为这些新建社区处在过渡期，尚有遗留的集体资产，那么他们仅有的那些共有资产要拿来支付到什么时候?过渡期完了是不是这些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这些村民们关心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一个规划，该承担起的责任就应该承担起来。否则现在许多居民产生不满情绪，认为“村改居”本来是政府提出的要求，本意是为了改善和发展农村，可现在生活条件没有明显改善，反倒是要农民自己掏钱来搞“村改居”，负担可能比原来还重，“与其这样，倒不如不改”。

　　七、“村改居”后社区干部待遇无法按文件落实。

　　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和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局五部门于2003年3月联合下发厦民〔2003〕31号《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管理的意见(暂行)》文件，明确规定社区工作者在任职期内执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工资待遇由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奖金组成，其中基本工资为800元/月，岗位工资为：书记、主任600元/月;副书记、副主任400元月;委员300元/月。从文件上看，社区书记或主任的待遇，如果不计算奖金，应该是领取统一的1400元/月的标准。然而快两年了，这个文件到现在也没有执行。目前我市各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是不统一的，以社区书记、主任为例，思明区部分街道改革后有一定的提升，有些达到1600元/月;湖里区是按1100元/月的标准，岛外的有些社区才按900元/月的标准。就算在同一个区，不同的街道下属的社区，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如思明区有的是1600元/月，有的1450元/月，有的才1050元/月。“村改居”的社区，有的街道允许村财进行补贴，有些则不允许村财进行补贴。这些现象使一些社区的工作人员积极性受到打击，他们认为既然同样是社区，工作辛苦程度也都差不多，待遇应该是相对等的。

　　“村改居”是一项民心工程，是农村发展到城镇的必由之路，也是一项能让广大农村居民最终能收益的举措。由于缺乏现成的成功经验，在开展中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走一些弯路，但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从工作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条适合我们实际情况的思路和方法。针对当前我市“村改居”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这项工作：

　　一、 市委、市政府应高度重视“村改居”工作，切实加大履行领导、监督和指导职能的力度。

　　当前我市的“村改居”工作正处在起步阶段，遇到的问题还非常多，市委、市政府应及时肩负起领导的职责，带领各区稳步推进“村改居”工作的进程。一方面要进一步做好还未改制的其他农村的改制准备工作，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已经完成“村改居”改制社区的后继指导工作。建议：(一)成立由市领导负责的专门领导机构，从体改办、民政、农业、劳动等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有效运作起来，负责组织实施、指导和监督全市的“村改居”各项工作，确保领导组织体系完整到位。(二)领导人员深入基层调研，总结一年来“村改居”试点工作的经验，出台全市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村改居”方案，各区在此方案下细化实施，避免各区、街各自为政，引起群众相互比较产生不满情绪，影响稳定。(三)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观念上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特别是承担“村改居”工作任务的党政工作人员，要自觉形成充分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意识，树立GJ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四)开展“村改居”社区工作人员的专项培训教育。针对新社区与原来村建制的不同，应把对改制后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统一安排和部署，并这项工作作为政府相关人员年度工作考核的细化指标，确保“村改居”后社区工作者能按新社区工作的要求顺利开展各项工作。(五)加大“村改居”工作的宣传力度。多对村民宣传正面的工作，让他们较全面了解到“村改居”将给自己带来的种种益处;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也应当注意，农民们能得到实惠的方面多报些，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则尽可能少一些。

　　二、 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村改居”工作，探索适合我市实际情况的改革新思路。

　　从目前的改革情况来看，改制工作大部分的问题没有解决，各新建立的社区只是将“牌子”换了换，实际的运作机制还停留在原来行政村的建制模式，彻底打破这种旧机制，及时处理“村改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迫在眉睫。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力气推进改革力度：(一)建立适应新社区需要的“两委”工作机制，抓紧时间将“两委”的职能明确化。经济职能应单独剥离开来，通过集体资产改制解决经济管理的职能问题，社区“两委”的职责应该是管理社区、服务居民，而不应该再承担经济的管理运行等职责，目前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与“政企不分”是如出一辙，如果再不加紧改制，将出现的结果是经济也管不好、社区服务也做不好，整个新社区成了“四不象”的尴尬局面。(二)尽快解决基层组织名称变更及相关手续衔接等工作。村“两委”撤消后，应尽快出台文件规定原村级组织的名称如何进行变更，特别是原集体资产的名称变更，如产权证等，应明确规定除工本费外，各权证办理部门不得再收取交易税费等任何费用，让更名工作顺利进行;此外各部门对基层各组织更名后的衔接工作也要做好，避免出现“村委会”已经不存在了，可还有些部门只认“村委会”公章的现象。(三)加强“旧村”改造，推进城市化进程。要使“村改居”工作真正到位，必须使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政府应在规划上优先考虑这些“村改居”的地块，加大“旧村”改造的力度，通过征地等方式使客观依然存在的“农村”自然消亡，逐步过渡到城镇。应落实政府文件精神，对征地预留10%和15%的村发展规划土地应直接在每个村明确地独立规划出来;对确实已征完，没有土地的村，可采取异地补偿的方式，通过地块价格差异测算出补偿地应补给的面积，将所有无地的村这10%集中在其它地区，统一规划，规模发展。(四)负责该项工作的职能部门或临时机构应肩负起使命，及时处理“村改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比如当前因“村改居”工作的开展，农村的房屋批建工作已暂停，可是不少“村民”居住的房子是危房，现在想翻修或新建却没有办法，遇到台风天气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事故，给我市带来安全隐患;又如“旧村”改造中征地拆迁工作存在许多矛盾，村民上访现象屡禁不止;还有许多村民对政府的政策法规有误解，在执行中有抵触情绪;等等。象这类问题，应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和机构来协调处理。(五)对我市尚未进行“村改居”的地区，如翔安等地，如果要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建议先进行集体资产改制，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顺利完成，经济基础实现平稳过渡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步到位地撤消行政村，挂牌设立社区，以避免出现挂牌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再遇到村民的各种利益方面的矛盾难以协调。(六)如政府财政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借鉴深圳等地的先进经验，对“村改居”的土地实行一次性征用。这样可以彻底改变土地性质，立刻实现了从征用向征收过渡的阶段，将土地收归国有，加大政府对土地的宏观调控，也能更有效的遏止违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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